马克思韦伯有哪些社会学理论

宗教社会学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政治社会学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不久举家迁至柏林。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是当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亲的职业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青年时代的韦伯便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读大学时的曾经加入的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此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1882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负责驻在海德堡的几家医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间《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与道德》）出版。1916年多次去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执行各种非正式的秘密使命，尽力劝说德国的 物避免扩大战争，同时他也断言德国对全世界政治负有责任，并认为俄国是主要威胁。
　　1919年应聘去慕尼黑大学任教，接替布伦塔诺教授的工作。在1919至1920年间讲授的是普通经济学史，后成书，于1924年出版。韦伯支持共和国，但并不热情。他参与慕尼黑的库尔特·埃斯纳的革命专政，是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迪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从马克斯·韦伯的祖先、童年开始，玛丽安妮向我们详尽地描绘了韦伯的学生、战士、律师以及大学教授的生活，并大量引用了其卷帙浩繁的通信。韦伯1897年的神经崩溃缩短了他的学术生涯，耗尽了他的精力，玛丽安妮对此的描述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他的许多个人纠纷以及困扰他终身的一些问题。在对韦伯生活的独一无二的观察中，玛丽安妮掺入了她自己对韦伯生活主要思想与理论的陈述。通过这些以及对他所交往的学者、社会改革家、政治家与诗人的极富洞察力的描述，玛丽安妮向我们展示了韦伯时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的清晰图景，并对他对我们的生活所做的巨大贡献进行了全新的评价。
社会学家罗伯特·A·尼斯比特称这是“一部令人感触颇深的动人的传记体回忆录”。格哈德·马苏尔称“这是一切对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影响进行进一步探究的基础”。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 （Milx·Weber，1864一192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著名管理学家，古典管理学派在德国的代表。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的主要著作有《新教的伦理》、《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同时期人，出生于德国的富裕家庭，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广泛的兴趣，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作家等。他对当时的经济、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独特的思想，有助于了解19世纪的家族企业资本主义同大规模工业组织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该理论的原意是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提出的行政组织体系结构主要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个管理阶层。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是：1．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2．有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和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层次结构；3．有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韦伯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最符合理性原则，效率最高，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能高度精确地计算出组织的 和成员的成果，能适用于所有的各种管理工作及当时日益增多的各种大组织，如教会、国家机构、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和各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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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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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思·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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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伯曾经患过脑膜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脑衰竭。与父亲长期的争吵与价值观的冲突，像大山一样压迫着韦伯，让他长期难以释放。1897年父亲突然去世，韦伯失去与父亲和解的机会，让他抱憾并自责终生，以至于在秋天来临之时出现多种症状：身体虚弱、失眠、内心紧张、良心责备的痛苦、精疲力竭、间歇性焦虑，几乎不能作任何事情。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屡屡坎坷，与玛丽安娜的婚姻，与父亲外甥女的交往，以及与此同时与表妹埃玛·鲍姆加滕的分手,对韦伯同样也有长时间的影响。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当然对韦伯的精神稳定没有好处。这些因素使韦伯在1897年到1903年经历了精神分裂病症的折磨。为病痛纠缠的韦伯只得辞离教授一职，去美国休养兼考察。而这次出行，促成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选举中失意的韦伯

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一生都希望参与德国政治，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一展报复。机会来了，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克福选区提名韦伯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自己申请成为国会候选人没有得到同意。他还为获得黑森-拿骚选区的候选人提名而努力，也没有结果。后来尽管有人考虑让韦伯做内政部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提议让他做驻维也纳大使或者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但是在新的政治体系中，韦伯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只是作为十三位成员之一，参加了一个非官方机构，负责就制定宪法草案问题向内政部提供咨询建议。选举中的失意，并没有使韦伯在政治上灰心失望，他仍然积极参加到令他向往的政治生活中，为之奋斗。不过，终其一生，他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夙愿。

在音乐中寻找意义的韦伯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平息自己的情绪。也许，学者同音乐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爱因斯坦对小提琴的演奏就要比对物理学更着迷。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的音乐天赋要远远高于研究相对论的天赋。韦伯喜好音乐，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从音乐里悟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他有一篇未完成的大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竟然创立了一个学科—音乐社会学。他的这篇文章不是谈音乐欣赏，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根据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到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学者一旦谈到音乐社会学，非要把韦伯请出来不可。更有甚者，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干脆用12卷的巨著来谈音乐，这显然同韦伯的影响有关。在阿多诺笔下，黑格尔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奏鸣曲式的社会。当我们听取不同的音乐时，韦伯就有可能在耳边提醒我们。例如，中国的二胡琵琶，同西方的提琴黑管之类相比，似乎确实有社会性的差别。而中国的钟磬丝竹之声，则与西方的奏鸣曲交响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和中国儒教的差别，最好是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茉莉花》，再到紫禁城内听贝多芬，感受就会比读书深得多。

以下是关于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摘 要：战后的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演进大体可以分成三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20世纪70——80年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并发展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强劲地压倒了其他现代化理论，但已经不可能复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支配权。多元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现代性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解构掉现代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应该“继续现代化”或进入“第二波现代化”的呼声不断高涨。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广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最狭义现代化理论；演进

现代化（发展）理论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之分。广义现代化理论是对现代化启动以来所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称。狭义现代化理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称。最狭义现代化理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变体（修正理论）的总称。

一、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概念

现代化（发展）理论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之分，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一）广义现代化（发展）理论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那么就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因而，广义现代化理论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研究现代化的理论的总称。[1]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对这项研究，国际上不同的流派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工业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理论等等。或失之过窄，或失之过泛，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没有找到一个更确切的科学术语之前，不妨把这项研究的总题目暂定为“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发展理论”。[2]杨豫认为，“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笼统地说，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化的理论统统归纳在现代化理论的范围内。”现代化理论的任务是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动力、过程及其有关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3]罗荣渠和杨豫定义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都是广义现代化理论。广义现代化理论把所有的研究和探讨现代化问题的学说和思想都纳入了其研究范围。我认为，广义现代化理论是对现代化启动以来所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称。

（二）狭义现代化（发展）理论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如果从18世纪60年代算起，世界现代化已经走过了大约240年的历程；如果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也有了大约160年历史，然而，关于现代化进程的系统理论研究却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是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国家和领域的学者关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狭义现代化理论包括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70——80年代批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各种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80——90年代以来的各种新的现代化理论，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4]王家范认为，现代化理论是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总结”，在西方是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直到现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还是流派纷呈，莫衷一是。[5]王家范所说的也还是狭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是指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研究、也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行反思和前瞻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理论。迄今仍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样一个理论不但为发展中国家广为熟悉，而且发展中国家还在以它的发展经验不断丰富并发展着它。就是在发达国家，该理论也远未达到消亡的程度，正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还是个未竟工程”。狭义现代化理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称。

狭义的发展理论与狭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时间基本相同，其研究对象大同小异，二者最初都偏向政策研究和经济研究，后来都扩充到历史研究和对社会的全方位研究，除了经济学科之外，其他学科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使用“现代化”一词以取代“发展”一词。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有区别的话，那么区别就在于现代化理论可能偏重于社会的纵向研究，即历史研究。而发展理论则更加偏爱社会的横向研究，即回应紧迫的发展课题的现实问题研究。现代化理论倾向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研究，发展理论则往往以经济研究为中心，旁及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社会各层面。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常常可以并论，二者已经基本视为一个概念。只是经济学上还是称为发展理论。发展理论与增长理论是有区别的。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比较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文化分析、历史分析和社会心理分析等，而增长理论主要是纯经济分析，尤其着重对投入——产出的分析。

（三）最狭义现代化（发展）理论

最狭义现代化理论指的是对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变体（修正理论）的总称。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著作。[6]往往被学者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或“传统现代化理论”。是西方50——60年代的主流现代化理论。亨廷顿区别了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西方盛行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二者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而后者持悲观的态度。亨廷顿认为，20世纪末的社会理论更接近于19世纪末的社会理论而不大像20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仅仅对西方的过去感兴趣，认为西方的先进社会已经“到此为止”。[7]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定义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阐述。“经典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方面阐述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状态和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定的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是：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是系统的过程；是全球的过程；是长期的过程；是有阶段的过程；是趋同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是进步的过程。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普及初等教育等。[8]谢立中的定义是：“现代化理论”是当代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20世纪50——60年代曾经主导过发展问题的研究。60——70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且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9]许纪霖认为，“现代化理论”（许氏称为“现代化模式”）是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开始的，它的基本假设是：全球的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后发展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到80年代，国外对现代化理论已经有许多批评。[10]以上学者所言的现代化理论大抵是最狭义的现代化理论。

三种含义的现代化理论概念都不同程度地被学术界采纳。中国史学界大抵使用广义现代化理论概念。广义现代化理论概念有助于更确切地理解和研究历史。现代化理论界往往更多使用狭义的现代化理论概念。狭义的现代化理论往往对现代化有比较自觉的反思。

二、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以下从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三方面来考察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历史。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当代，即战后50年来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但也必须顾及学术界对广义现代化理论演进的看法，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握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一）广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富永健一分广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参考下表）。第一期是从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观，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这一期的现代化理论是与帕森斯所说的在“西北欧”（英国、法国、荷兰）进行的第一波现代化（以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为代表）相适应的。第二期现代化理论是滕尼斯将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社会学的商品分析所建立起来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发展图式，以及被马克斯·韦伯归结为合理化和科层制化的现代社会认识论。这是与帕森斯所说的在“东北欧”（德国）的第二波现代化（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相适应的又一“现代化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现代化理论”则是以战后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美国为主导、与远远超出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第三波现代化相适应而产生的理论。[11]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是相伴而行，虽然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概念产生比较晚，系统的、有意识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判断和研究，确实起源很早，可以说，从现代化启动以来，现代化理论也就诞生了。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认识的。富永健一的广义现代化理论的“三期演进说”是合符现代化进程实际的。当然，富永的依据是三次工业化浪潮。如果从更广阔的现代化视野，即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演进来看，则广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当有新的分期法。本文在此不拟申论。

三波现代化（帕森斯的现代化三阶段图式）与广义现代化理论之三期发展[12]

世界现代化进程 时间 区域、标识与特征 广义现代化理论
第一波现代化 17——19世纪中期（高峰为18世纪） 欧洲西北角（英、法、荷）。以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民主革命为代表 从洛克（有《政府论》）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观，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
第二波现代化 19世纪中期——20世纪末期 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产生了纳粹动乱 滕尼斯（有《村社与社会》）将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社会学的商品分析所建立起来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发展图式，以及被马克斯·韦伯（有《宗教社会学论集》）归结为合理化和科层制化的现代社会认识论
第三波现代化 20世纪中期以来（高峰为60年代和90年代） 美国为主导，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为紧密 50——6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最狭义理解）后来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又称为“传统现代化理论”。60年代末以来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它进行了猛烈抨击。后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宣称它过时。70年代末以来经过反思修正后分流出 “新现代化理论”，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占据强势

（二）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相对广义现代化理论而言，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往往被称为狭义现代化理论。罗荣渠分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为现代化理论第一期（形成时期），罗荣渠称为“‘发展’和‘现代化’热”阶段。70年代以来，进入现代化理论第二期（反思阶段），罗荣渠称为“批判与反思”阶段。现代化理论受到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和自由派的挑战，也受到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增长限度和前景的许多学者的挑战。其中依附理论的挑战最为激烈。现代化理论一度转趋冷落。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进入第三期（提高阶段），罗荣渠称为“理论的修正与自我变革”阶段。经过“批判与反思”之后的现代化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第一，反共意识受到彻底的批判与检讨；第二，发展与现代化问题在第三世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发展中国家成为开拓和创新现代化理论的新兴力量；第三，现代化研究不仅扩充了原有的阵地，还带动了相关的新理论和新学科的兴起。[13]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三阶段”说。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其理论成果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后现代研究，包括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和发展（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新现代化研究，涌现了一批新的现代化理论，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14]

杨豫从现代化理论建设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分成两期：以80年代中期为分界。他认为前期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因此，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但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15]

我认为，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期，具体如下：

第一期：20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国与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仿的两种主要范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普遍兴起，与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重建和复兴，以及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有关。但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有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从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形成之中。这一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另外，此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不能说现代化理论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美国非常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60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全盛时期。盛极而衰，60年代末期，批评浪潮席卷而来。依附理论率先举起批判大旗。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异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16]。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相继出现。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1960年W.W.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 宣言》，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图式（1975年扩充至六阶段图式）；③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1960年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发表《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 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指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17]

1955年弗兰克·萨顿在《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型。亨廷顿认为他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18]亨廷顿本人根据他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要区别也进行了概括。[19]亨廷顿同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举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20]薮野佑三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偏向“连续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则转向“隔断模式”。所谓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是指，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第三世界要向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是自己不作为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没有关系。“连续模式”受自然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系列，保持着同一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较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21]

第二期：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滞涨，东亚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从学理上说，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其“传统性”、“现代化”、“现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笼统而含糊，其理论架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在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出现分流发展的形势。一种扬弃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从认为传统与现代对抗走向认为传统与现代整合；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而言，从认定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认为现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后，现代化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从50——6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不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22]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24]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26]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沃氏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大部分欧洲和一些美洲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27]

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2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29]后工业化可追溯至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或欧洲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革命，生产结构方面的第三产业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社会生活方面的消费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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