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怎么样啊 ？ 重庆呢？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我校。特殊的建校背景，使学校汇集了当时西南地区法学和法律界的主要资源，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类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变更。“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招生。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学校占地面积近2000亩，由沙坪坝校区和渝北校区两部分构成，各级各类在校学生20000余人，设有民商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法学院、行政法学院、刑事侦查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外语学院、应用法学院等11个学院，1个继续教育学院，有法学、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思想政治教育、英语、新闻学等17个本科专业。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经济法、诉讼法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学一级学科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政治学理论、新闻学、国民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为省部级立项重点建设学科，拥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在教育部全国法学一级学科评估中，我校法学学科整体全国排名第六；在中国管理科学院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大学研究生院二级学科评价中，我校经济法国家级重点学科连续四年蝉联全国第一。

学校图书馆藏书280万册（含电子图书126万册），各种学术期刊1400余种；学校拥有两种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其中，法学专业刊物《现代法学》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著名期刊。

学校的发展历史上，先后经历了由西南大区、司法部、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重庆市管理等多次隶属关系变更。“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1977年，学校经中央批准恢复招生。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重点大学。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2000年，由司法部直属划转重庆市人民政府管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

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形成了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格局；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在法学教育方面，成为全国公认的规模最大、学科体系最齐全，教学科研力量雄厚，社会贡献突出，在全国法律界有良好影响的最大高级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建校54年来，共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10多万人，是全国培养法学专门人才最多的学校。

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孕育了重庆悠久的历史。距今2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重庆地区。公元前11世纪商周时期，巴人以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后秦灭巴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极盛时期巴国疆域以原重庆市为行政中心，管辖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自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这一区域多数时期为一个统一的行政辖区，其行政中心设在原重庆市。重庆古称江州，以后又称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南北朝时，巴郡改为楚州。公元581年隋文帝改楚州为渝州，重庆始简称“渝”。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距今已有800余年。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1937年至1946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2月1日正式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 战时首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 陪都。重庆是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最高指挥部，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中心，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重庆又有“三都之地”之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仍为直辖市。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作为 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改为四川省辖市。1983年率先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辟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9月中央批准重庆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 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掀开了重庆建设与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重庆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候在18℃左右，冬季气温平均在6-8℃，夏季平均气温在27－29℃，日照总时数1000－1200小时，冬暖夏热，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温润多阴、雨热同季，常年降雨量1000－1400毫米，春夏之交夜雨尤甚，素有"巴山夜雨"之说。2004年平均气温18.4°C，年总降雨量1182.1毫米。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地界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重庆幅员辽阔，域内江河纵横，峰峦叠翠。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地形大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起伏较大。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成层性明显，分布着典型的石林、峰林、溶洞、峡谷等喀斯特景观。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公里，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嘉陵江自西北而来，三折入长江，有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即嘉陵江小三峡。重庆中心城区为长江、嘉陵江所环抱，夹两江、拥群山，山清水秀，风景独特，各类建筑依山傍水，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素以美丽的“山城”、“江城”著称于世。特别是美丽迷人的“山城夜景”，每当夜幕降临，城区万家灯火与水色天光交相辉映，灿若星河，蔚为壮观，堪称奇观。钟灵毓秀的山川地理孕育了集山、水、林、泉、瀑、峡、洞为一体的奇特壮丽的自然景观。最负盛名的立体画廊长江三峡奇峰陡立、峭壁对峙，以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而驰名，千姿百态，各具魅力，更有流晶滴翠的大宁河小三峡、马渡河小小三峡。唐代大诗人李白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放歌三峡，留韵千秋。神奇的自然地理还造就了有天然基因宝库之称的南川金佛山、全球同纬度地区唯一幸存最大的原始森林江津四面山等自然资源富集之地，乌江、嘉陵江、大宁河等江河峡谷风光，以及长寿湖、小南海、青龙湖等湖泊风光。

重庆是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的特大城市，具有五大优势：
——区位条件优越。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中国东西结合部，是 实行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地区。
——基础设施功能完备。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横贯中国大陆东西和纵穿南北的几条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干线在重庆交汇，3000吨级船队可由长江溯江至重庆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干线机场。重庆是中国西部电网的负荷中心之一，煤炭、天然气产量大，能源供应的保障程度高。
——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重庆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正着力壮大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教育力量雄厚，人才相对富集。重庆拥有1000多家科研机构，34所高等院校，60多万科技人员。
——市场潜力巨大。重庆人口众多，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和城镇工矿搬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都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抓住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性机遇，重庆将按照建设 "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文化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基地）的战略构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对外窗口和经济辐射作用，推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

著名的解放碑位于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交汇处，它是抗战胜利和重庆解放的历史见证。它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于1941年12月31日在重庆市中区都邮街广场建成了一座碑形建筑，名为"精神堡垒"（意指坚决抗战的精神）。堡垒为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象征"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涂成黑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决定在原"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10月31日奠基，12月动工，1947年8月竣工。全部采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碑高27.5米，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 刘伯承题字，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现在“解放碑”是解放碑中央商务区(CBD)的代名词。
有“西部第一街”美誉的解放碑商贸中心区（CBD）有望跻身中国第三大商圈。
渝中区副区长邓开伟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解放碑CBD销售总额、社零总额分别达到150亿元、75亿元。而第四季度是商贸业传统的旺季，预计到12月中旬，“双百亿”目标即可提前实现。
“销售总额突破200亿，是严格按照现行统计制度统计出来的，是经得起检验的。”邓开伟介绍，解放碑区域内商业网点达4482个，营业面积共121万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场有20多家。目前，各商家按月上报销售额，渝中区每季度公布一次。
解放碑商贸中心区是指解放碑CBD的核心部分，承担商务、商贸双重功能，东起小什字，北至沧白路、临江路、民生路，西至金汤街，南至和平路、新华路，占地仅0.92平方公里。邓开伟介绍，在这不到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解放碑的社零总额，创造了全市总额的1/10，渝中半岛总额的60%。
从全国来看，除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地位暂时无法撼动外，关于中国第三大商业街争论已久，曾推出不同版本：重庆解放碑、南京新街口、武汉江汉路等均有成为中国“老三”的传言，但无一权威部门有权威说法。
但在西部，早在2002年，解放碑销售总额已大大领先成都春熙路，成为中国西部第一街。直到现在，这一地位无人取代。
据悉，1997年，重庆市、渝中区政府投资3000万元，将解放碑大十字（含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共2.24万平方米）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即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此后，渝中区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相继投入1600万元，拓展广场至八一路中段和民族路延伸段，面积也增至3.6万平方米。
新的世纪，重庆面新的发展机遇。重庆正致力于到2020年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成为长江上游商贸、金融、交通、通讯、科教文化信息中心，和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产业基地。热情好客的重庆人诚挚地邀请您驻足重庆、感受重庆、融入重庆、建设重庆。

我本人就是重庆人,被西南政法录取了..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重庆真的是个好地方.欢迎你到重庆读大学.相信你4年大学生涯结束一定会深深地爱着这座古老而年轻的美丽山城!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 》(《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 》(《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 、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 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 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八一三事变,华北事变

日语系每年就业率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剩下的考研或出国了。并且每年都有免学费去日本大学的交换生。师资力量很强悍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东大 京大 早稻田 大阪大学回来的。在财经政法大学重点自然在财经政法类，但是这不代表日语就弱啊.

默默无闻的一个专业，大一都是基础课，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我把培养方案发给你~

日语系现在在外交中村老师的带领下，已经成立了南风社，每星期都有针对考级的培训，还有日语沙龙，日语学习氛围是很好的，

日语还是不错的，都能招研究生

很差劲，整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外语系都不怎么样

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南政法的知识产权学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5 年 4 月新成立的教学单位，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为平台，以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知识产权法律和管理人才为己任，在科研、教学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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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起，知识产权学院开始单独招收知识产权法学硕士和知识产权法学博士； 2007 年作为我国试点的五所高校之一招收知识产权法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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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将来在那混了，要是在北京的话，当然首选中国政法的。但如果想在南方呆，比如深圳什么的，中南政法就很受青睐了。但是中国政法分数线比中南政法高。中国政法的话，法学专业首选。中南的话，法学和财经都可以。

中南，如果说是知产的话绝对是中南的，中南的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是国家设立的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由中国知识产权泰斗吴汉东教授领头，是为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策略和咨询的，参与了大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虽然说单看学校来说中国政法要比中南政法强，但是论知识产权这个学科来说的话，中南的知识产权要更厉害

知识产权法学考研，如果说专业水平，中国政法大学远好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如果说难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考研难度低很多

非常多，还可以去联合国实习。主要去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意大利、美国等国家。
本人法大法硕。